當世華文媒體第一手的時代見聞錄�王汎森

自序



1.—糊里糊塗進入新聞界

2.—蔣經國在臺灣，三十年後話功過

3.—政治黑手無情，報業紛往海外

4.—撫今追昔，媒體自由那麼難嗎？

5.—進軍大陸辦報，余紀忠未竟之夢

6.—故國緣，臺灣情，余紀忠心繫兩岸前景

7.—臺灣人愛辦報，一報又一報（一）

8.—臺灣人愛辦報，一報又一報（二）

9.—臺灣人愛辦報，一報又一報（三）

10.—美麗島事件衝開新聞自由之門

11.—我與江南─兼述陸鏗與崔蓉芝的黃昏戀

12.—那些年，美國華人圈的左派

13.—意外的人生─左派報紙走一遭

14.—似近忽遠，新聞自由如海市蜃樓

15.—「CD 心情」的心情

16.—美洲中時停刊，三十年後還是一團迷霧

17.—從非綠到深綠，自由時報的奇妙轉身

18.—從政治的恩怨情仇透視自由時報

19.—蘇志誠與新聞圈的幕前幕後

20.—我與宗教界的種種因緣

21.—官員寫社論，早就一拖拉庫

22.—暗藏機鋒，「眉毛」之用大矣哉！

23.—戒嚴時期訪美行的觀察與感觸

24.—「假新聞」與「同路媒體」古已有之

25.—全球中文報業花開花謝

26.—統獨爭鋒，牽動報業變化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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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

當世華文媒體第一手的時代見聞錄

王汎森



　　我好像是在一九七○年代後期經陳國榮先生（已故）介紹，認識了《台灣日報》總編輯俞國基先生。當時黨外運動正有風起雲湧之勢，黨內、外鬥爭的主要地盤不在立法院，而是在省議會，所以位於台中的「台灣日報」，因地利之便，常大幅刊出省議會辛辣的質詢稿，成為黨外運動的重要喉舌之一。我記得有一次刊出某位省議員大罵的名言「什麼法統！馬桶啦！」



　　當時俞先生的交友圈主要也是一群痛恨「三台聯播」的年青人，在他台中的「豪宅」及台北親友住處的客廳中，關心時政的人們齊聚議論台灣未來政治—而所謂的「未來」也便是如果威權政權倒台後可能的政治情況。記得有一次議論中，有人提到將來會是「集體領導」，忘了是哪一位政治學者（好像不在台灣任教）衝口而出，「所有政治體制到最後實質權力都集中在少數一兩個人的手中，沒有什麼『集體領導』這回事」。一語擊醒我這個滿腦子全是不切實際政治想像的大學生。在台中的「豪宅」中，還有另外一位客人，落拓瀟灑的中興大學老師施肇錫，他是史學家施之勉的公子。他總是施然而來，但並不侃侃談論，只是坐在一旁抽菸、喝酒。



　　當時另外一個談論的主題是俞先生在台大讀書時的室友張光直先生。俞先生經常說到幾件事：一、張光直在學生時代即已獲得李濟的欣賞，李濟在研究室擺一張小桌子，讓張光直在那裡讀書。二、張光直非常用功，經常熬夜，頭上戴了一圈當時日本人做的「散熱器」。三、張光直有時會責備室友：「你們整天玩，為什麼不做點正事呢？」後來張光直先生由哈佛回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，對於這樣的成就，俞先生不只一次用豁達的口吻說：「人家過什麼日子？我們過什麼日子？」



　　一九七八年八月底，國防部總政戰部授權黎明文化出資買下台灣日報，形同封禁，俞先生便突然失業了。失業之後的俞先生，最後應聘去了美國，先在加州的遠東時報，後來到紐約的中報、北美日報擔任總編輯。俞先生中、英文俱佳，在台灣大學唸書的時代也翻譯過書，他所翻譯的第一本書就是後來年輕學子英語學習時必讀的《狄克遜片語》，領過一、二次版稅，幾十年後竟發現這本書連譯者的名字都被換掉了，俞先生一笑置之。在這些年中，我與俞夫人（陳冷女士）偶有書信來往。一九八七年，我赴美留學時，俞先生的大公子俞璿來紐約拉瓜底亞機場接我和內人。記得當天Eastern航空罷工，是以晚了五、六個小時才到達。在前往普大報到之前，我們便住在皇后區的俞府，當時除了日日與俞璿參觀紐約各個聞名已久的景點之外，還曾遠赴西點軍校；記得就在西點軍校的一處花園，我突然被狂蜂猛螫，抱頭鼠竄。



　　有一次我與俞先生在他的住處旁的小公園閒坐，他告訴我「美國是一個真正可以隱居的地方」，對於這句話我曾沉思許久。一九八七年八月末，是俞府全家用車子把我與內人送到普林斯頓大學的勞倫斯宿舍，開始五年多的留學生活。



　　我與俞先生第三度盤桓是在一九九三年的台北。這時他已應余紀忠董事長之約，從美洲中國時報回台擔任中國時報總主筆，並且聘我為「主筆」，議論時政。對我來說「主筆」這個工作挑戰非常大，嚴格說來表現也不出色。我當然也隱然覺得這是余、俞兩位先生照顧我，給我一份津貼的意思。當時正是李登輝主政的高峰，我記得有一次談論台灣未來的發展時，俞先生說，李登輝應該是想把台灣交付給國際社會。



　　俞先生思想開通、作風爽朗，他大我將近三十歲，卻始終以小友待我，從我們剛認識開始，便始終對我有所期許。他頭腦清晰、文筆洗鍊，一篇一、兩千字的社論，常常操筆立就、一氣呵成。對於正在發展的時事，通常也有非常準確的掌握，所以長年負責報紙的言論，後來到自由時報當副社長時，也是兼任總主筆一職。



　　俞先生在台灣威權時代主持各大媒體，陳獨秀說：「出了研究室便是監獄」，好像這是「辣手著文章」的讀書人應有的歸宿。俞先生雖然幸而不曾進過監獄，但我親見他數度從總編輯的位置失業，「失業」也算是一個媒體人的天職吧！不過，俞先生半世紀新聞人生涯中，「失業」都只是短暫，他總是很快又被重用，開闢新戰場，正因如此，才會有歷任八家華文媒體的豐富閱歷，見證半世紀海內外華文媒體的發展。



　　俞先生在二○一八年二月底開始在《上報》發表他的「編輯台憶往」，止於二○一九年六月底，每篇約四千餘字，引起廣大迴響，這些文章以時間脈絡為敘述主軸，一篇篇寫來，歷數新聞生涯的進入契機與重要轉折，不僅僅是個人的回顧，其實也是時代的縮影。他五十年的新聞生涯前期與「蔣經國時代」同幅奏，中後期則歷經李登輝時代，及台灣首度政權移轉的波濤洶湧，從黨禁、報禁的見證者，到報業解禁的言論開放，乃至網路時期的新聞變化，無役不與。行文平易，風格清新，依時依事寫來，讓人一目了然，內容有第一手的現場說明、有左派右派、有統獨交鋒、有時代人物的離合悲歡，更有壯志躊躇的英雄悲憫，以及媒體人失去核心的惋惜。「編輯台憶往」雖是一位終生追求新聞自由的媒體工作者的個人追憶，卻無意間成為當世華文媒體中最重要的時代見聞錄，大筆如椽，值得一讀。